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。我国作为海洋大国,主动适用国际新规则抢抓战略主动,紧抓海洋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,已成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一是推动海洋运输与船舶工业在绿色低碳新赛道加速前行。 当前,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。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将在2030年实现零排放,船舶绿色低碳发展成为风向标,欧美国家纷纷出台船舶更新换代计划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国,海运运力居世界第二。在新形势下,急需以科技创新为驱动,加快交通运输和船舶工业产品体系、制造体系、供应链体系绿色转型,在践行全球海洋治理新要求中培育新业态、激活新动能、锻造新优势,提升船舶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水平。
二是抢占海洋生物产业变革的制高点。 美欧等发达国家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获取深海生物遗传资源,基本完成了商业开发所需的资源储备,当前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开发阶段。在制定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生惠益的国际规则谈判期间,美国、德国和日本等紧急申请了1.3万项海洋遗传资源相关专利,抢占生物产业革命的战略制高点。我国是全球少数具备深海遗传资源探采能力的发展中国家,可进一步加大遗传资源战略储备,推动人工智能为生物技术赋能,加强生物领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,推进生物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应用,前瞻布局生物产业,突破生物经济发展瓶颈,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。
三是扩增深水养殖并力争保持公海捕捞规模。 近年来,国际社会将打击非法、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,以及防止过度捕捞作为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。消除有害渔业补贴,以及大面积划设保护区成为各国为之努力的共同目标。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海洋渔业养殖国和公海捕捞国,面对公海渔业捕捞补贴削减以及公海即将高比例保护的严峻形势,需稳步实施公海捕捞减船转产,推进渔船更新改造工程,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,统筹推进建设现代化渔业,保障渔业生产活动有序开展。
四是多手准备、稳妥推进深海矿业发展。 随着低碳产业快速发展,各国对铜、钴、锰、镍等矿产资源的需求日益上升,开发深海矿产资源提上议事日程。但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,法国、德国、智利等30多个国家反对深海采矿,主张提高资源开发的环保门槛,在环保问题得到解决前“冻结”深海采矿活动。在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存在不确定性的形势下,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,稳妥发展绿色采矿技术装备,强化装备的多情景场景适应性,降低可能由环保“冻结”带来的潜在风险。
五是深化海洋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相融合。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,海洋正成为人工智能、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。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,拥有全球领先的5G通信、卫星遥感和物联网技术基础,应妥善利用这一先发优势。如:在海洋观测领域,通过构建“空天海地”一体化立体监测网,实现海洋环境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智能分析,为灾害预警、资源勘探提供精准支撑;在船舶航运方面,凭借智能船舶操作系统和无人航运技术的突破,显著提升运输效率,降低人力成本与能源消耗等。未来,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海洋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,持续完善国家级海洋大数据中心(海洋云)等海洋数据服务平台建设,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,加速数字孪生、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在海洋场景的落地应用,以数字技术赋能海洋产业升级,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“智慧海洋”生态,在全球海洋数字经济竞争中占据制高点。